汉字的本质

—-与法国学者汪德迈先生的对话

( 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王敏)

  • 关于汪德迈先生

汪德迈先生1928年出生在与荷兰接壤的法国北部边境。母亲是城里人,父亲的法语里夹杂着荷兰土语。父母口音的明显差异使他从小对语言十分敏感。从少年时期开始,汪德迈就掌握了德语、荷兰语、俄语、英语等西方语言。后来随着研究兴趣的发展,他开始接触并逐渐学习掌握了汉语、印度语、越南语、韩国语等东方语种。 汪德迈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研究。1951年,他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在越南、香港、日本、韩国、中国执教。1975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在亚洲多个国家进行了40多年的实践性研究。在这期间,先后三次赴日或留学、或任教、或任职。这三次经历具体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是1959年—1961年,在同志社大学留学;第二次是1964年—1965年,担任京都大学的客座教授;第三次是1981年—1984年,担任日本法国会馆馆长。前后六年的日本生活成就了他学术生涯中一段硕果累累的时期。

在亚洲各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性研究之后,他返回法国,在巴黎第七大学等执教。19731979年于巴黎大学,19791993年在巴黎高等学院经历了研究的最前沿,19881993年担任法国学术顶峰・远东学院院长。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

 

二、汪德迈先生与日本

先生的博士论文《王道》的上卷完成于1977,下卷完成于1980年。1986年出版的《亚洲文化圈时代》,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汪德迈在日本完成了该部分的撰写。在20169月(北京)和20172月(巴黎)两次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先生对汉字文化圈的期待,对西方文化的建议以及对汉字文明前景的展望。其间,汪德迈先生由衷感慨:“我的亚洲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汉字研究的契机真正始于日本”。

汪德迈先生回忆自己在学生时代关于日本的了解很少,仅仅知道在二战中作为侵略国家的日本所在的地理位置。1951年到越南赴任中的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汪德迈关于日本作为侵略者罪恶深重的印象。日本给被侵略的国家及地区带来的难以消除的灾难,让他一度犹豫不决是否接受赴日留学的指派。然而,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普通日本民众朴实真挚的作风习俗使他对作为侵略国度之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语与越南字喃文、韩文的共同源头促使汪德迈将今后的研究聚焦在汉学、中国学、亚洲学的根基——汉字研究上。

虽然改变汪德迈人生方向的正是笔者脚下的这方土地——日本,但是最初引领他学术航向的是戴密微教授。戴密微教授(1894913日——1979323日)执教于瑞士、法国的东方学重镇——巴黎东方文学院,从事敦煌文献研究、佛教研究、汉诗翻译,担任『T’oungPao』主编长达30年。正是这位教授推荐他到日本留学。

结束两年的日本留学后,戴密微先生指定汪德迈下一个训练科目是去香港大学留学。汪德迈曾于19611964年在香港与饶宗颐教授共事,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和语言学,自此尊饶先生为老师。饶宗颐先生曾任香港大学校长,中国研究的泰斗,“中国的国学大师”、被称为“东方的列奥列娜・达芬奇”。汪德迈在香港期间经常去饶宗颐先生(191789日)的家里接受先生的个别指导。汪德迈先生告诉我他有三位“终生的恩师”。第一位是巴黎东方文学院的戴密微教授。第二位是日本的恩师——同志社大学的内田智雄(190589)教授。该教授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制度史、法制史的专家。第三位是饶宗颐先生。

通过采访汪德迈先生,使笔者进一步加深先生对日本汉学文化的贡献,以及著作中所涉及其的观点理解。

先生所说的“希望认识到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前沿的自我意识及责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担心“现在的日本国家形成的顺序是否不对”?“作为社会发展的优先顺序,比起政治来,是不是应该优先提高文化方面及人的意识”?

关于日中关系,先生提议说“日本只有与中国保持和平,才有希望。目前,中国在文化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日本应该把它理解为是一次好的机遇,积极参与、积极配合”。

谈到日本文学与汉学,精通日语的汪德迈先生最爱读的书是夏目漱石和小泉八雲的作品。他评价二位的创作是把作者的心情捧在手上,让人容易理解的名作。在学问方面他尊敬除白川静、吉川幸次郎之外的日本汉学家。

在先生的心里饱含这三份热爱:一份日本,一份中国,还有一份是对祖国法国的爱。

通过与汉字文化圈的比较,汪德迈先生关于西方停滞分析出两个具有说服力的原因:第一,西方过分偏向个人主义,亚洲共同体精神及其生活方式可以成为西方的参照;第二,西方个人主义的合理性通过法律得以强化,而亚洲尤其是日本式的公司经营方式,以及由此渗透的个人生活方式十分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纽带。他说,“亚洲人在努力地理解西方,西方人也应该付出同等的努力回应亚洲”。

 

三、“新汉字文化圈”

1986年,《亚洲文化圈的时代》法语版正式出版。第二年该书就被翻译成日语,198761日大修館書店出版由福鎌忠恕翻译《亚洲文化圈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旗手——》的日文译本。(『アジア文化圏の時代―政治・経済・文化の新たなる担い手―』 福鎌忠恕訳 大修館書店 198761日)。相比之下该书的中文译本比日文译本晚了整整20年。2007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新汉字文化圈》(陈彦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1月)才正式面世。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序论部分概括汉字文化圈的过去与现在;第一部分阐述经济局面,分析汉字文化圈所爆发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活力,及其所具有的统一构造的经济发展;第二部分分析政治局面,提出日中关系的和解与密切化是民众的意愿,朝鲜半岛诸问题朝着合作的趋势发展,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再统一的问题,并认为中越危机关键在于中苏关系;第三部分探究汉文化圈共同拥有的最好的媒介——汉字、儒教传统和其文艺复兴,最后结论部分提出新文明形态出现及其构成。

汪德迈先生提出的“新汉字文化圈”是一种“把汉字作为共有的最佳媒介,通过儒教传统的文艺复兴和经济发展的相乘作为,亚洲呈现出了新的文明形态”。它将使“由欧洲造成的东亚的敌对关系,根据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国民自己的意愿朝着和解及合作的方向改变前进的路径。” (Amazon)

 

四、“新汉字文化圈”与经济增长

该书从社会学的视角,根据1974年的日本数据资料和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的19611981年世界国民生产总生产值,指出汉字文化圈的经济增长位于世界前列(3页,除越南之外)。此外,书中明确指出汉文化圈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取得了近一倍的增长,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注目的发展成果,日本的贡献功不可没。

接着,该书就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状,对30年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了预测。由此推导出一种独特的“汉字文化”的分类法,“根据在19601978年期间的亚洲各国的增长率的顺序来进行分类的话,位于前沿的就被亚洲汉字文化各国所占据”。(《亚洲文化圈的时代》(福镰忠恕译,大修馆书店,198761日,56页)这种分类法将拥有共同的汉字历史文化的地区设定为一种新的“汉字文化圈”,就其范围内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素材进行整理・抽样。关于经济增长,迄今为止没有人留意把汉字文化圈这一地区的集中增长作为焦点来分析。因为那时使用的是把处于同一水准的国家放在同一平面进行排列的常用的方法。因此,当时就把中国划分在了不发达的国家的行列,而把数值高的日本划分在了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如果用“汉字文化圈”作为价值基准来进行考察的话,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将近30年来汉字文化圈内主要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的话,那么欧洲各国的停滞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往往把欧美作为经济发展的固定模式。然而,汉字文化圈过去所取得的成功并非都采用与欧洲同样的方法和过程。汪德迈先生在其著作里列举了日本式的成功范例,比如公司食堂、集体旅游、制服、同乡会(同县会)、终身雇用制等,这些制度和形式体现出一种共同体主义的倾向,这恰恰是汉字文化圈所共有的一种特征。

在欧洲的汉学家眼里,汉文化圈有两个最大的共同点:“使用筷子”和“使用汉字”。汪德迈先生把具备这两个特征的所有的人描述为“侧影相似”,并认为其相似性根源于汉字的本质。

我们来考究一下汉字的本质。根据汪德迈先生近60年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创造”性的“思维”与“活力”所致。这种思维与活力伴随着这种文字的演变一直隐藏在汉字文化中。伴随着王朝和时代的变迁,汉字的书写字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现代汉字、繁体字、简体字…字体的变化,但其所潜藏的“创造”要素及其活力的遗传基因没有改变。为了验证这一点,汪德迈先生详细地研究了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断言 “这些特性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汪德迈先生由此立论,中国经济从长期的停滞到20世纪80年代末爆发增长的“秘诀”之一是汉字的创造性活力所带来的。只要使用汉字,其中源源不断喷涌而出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是不会停滞的。即使是处于长期的冬眠状态,所潜在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的根源,将会迎来复苏期,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互动。

以上便是汪德迈先生关于汉字所潜在的与经济具有关联性的研究概略。

 

五、汉字的作用——非语言学的功能

在本节,笔者将基于汪德迈先生的汉字研究,表述自己的点滴考察意见。

汪德迈先生所提出的“新汉字文化圈”,就方法论而言,在把握亚洲人在创造汉字的思维与活力上,从非语言学的视点来探讨“汉字的作用”,将汉字文化圈作为一种地域性研究,朝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虽然我深知这种方法需深思熟虑,但我希望能使用汉字文化方法论。

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兼具音、形、意三个层面的功能,而且这三种功能在汉字文化圈内产生了分离。对于同一个汉字会出现不同的注音。音与意的分离,使得汉文化圈内的人即使无法进行正常的口头交流,但是却无法阻碍书面的交流与传播。例如,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汉字作为共同的符号具备了相互传达的路径。孙文与日本的交流之所以能成为美谈,正是发挥了通过汉字进行笔谈的结果。此外,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各国之所以引进汉字,就是认识到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可望达到“书同文”的境地,是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的最好的利器。

笔者认为,汉字圈的人们具有多重语言技能。就像欧洲人一样,除了使用各自的母语以外,大多数人都能够掌握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语言:英语或法语、德语,甚至更多的语种。汉字圈的生活者也是在使用本土语言的基础之上,同时接受汉字文明的润泽,运用汉字在汉字圈内从事公共活动和促进相互交流的。

汉字除了传播提高生产力的知识以外,更深层次的是汉字思维中所承载富于创造性的价值与理念,比如儒、道、仁义等。这些理念通过汉字来传达,如粒子般散在,成为连接汉字使用地区的知识性的纽带。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其意义可以剥离语音而存在,它是汉文化思想传承最根深蒂固的能量所在。

汉字的第二个剥离语音的要素是象形,汉字看其形状在某种程度上就能猜测其意思。例如,“雨”看到其形状便可以想像、猜测到它的意思。可以把它看作为像图画一样的东西。与现代带人借助相机和影像能够把它可视化相对应的是古代的汉字在过去遥远的年代已经尝试实现了可视化。因此,把汉字当作语言符号来处理已经达到了极限。一个个汉字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同时,也可以和其它汉字组合成新的意思。例如,活加力就组合成“活力”这个新词一样,具有产生新词的创造力。所以在超越 “语言”这一位置上,建议学习汉字,这肯定会成为理解亚洲、认识中国的捷径。此外也可以读懂中国人、汉字文化圈、亚洲人思维。

作为汉字文化方法论,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不是汉字,而是了解汉字的作用和本质,是伴随从自身文化中转变而成长的过程。特别是为了把握现代汉字文化圈的综合信息和实际情况,应该将汉字文化作为认识事物和构置思想、铺垫逻辑的方法论。汪德迈先生经过60多年的研究成果检验、确认了汉字文化方法论的可行性。

 

我造访汪德迈先生故乡时的情景再次重现眼前。先生用日语告诉我,对于孩子来说,父亲的威严令人恐惧,就像江户时代的谚语所表述的那样,是发射“地震、雷电、火灾”的可怕的老爷子。

今天,我依然经常想起喜欢京都的酱菜和茶泡饭的先生的笑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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